我坐在牢房里,却仍然想着报道战争

管事的人问我们有没有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我交出护照,他向我保证释放我们之前会把护照还给我们。他们把我们送到一间公寓,对我们说不要开门开窗,否则会被打死。

利比亚人让我们坐在“VIP 监狱”的客厅里,帮我们倒茶,让我们列出生活用品清单。电视里播放着卡扎菲的政治宣传片。

我写完清单时,总是微笑着的翻译在我耳边低语:“你需要女人用的东西吗?”我摇摇头,或许我的身体适时地在创伤和困境面前停止了生理周期。我觉得很奇怪:利比亚人会连续三天绑住我们、殴打我们、从心理上折磨我们,然后问我要不要卫生棉条。

利比亚官员们坐在我们对面,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安东尼拿起遥控器把频道转到CNN,屏幕上便出现了我们的照片和这样的话:利比亚政府仍无法确定《纽约时报》记者们的下落……但他们向《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比尔·凯勒保证他们会协助……

我又哭了起来。坐在我对面的外交官请求我不要哭。

我说:“你们没有孩子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和家人?我们的家人以为我们死了。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打个电话?”

我们下一次走进那个房间时,电视机被搬走了,只剩下一根电线在晃来晃去。

几个小时后,外交部的翻译带了一群人进来,他们拎着很多袋日用杂物和新衣服。这真令人担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在这里待上几个月?

大约凌晨两点,走廊里忽然一阵骚动,有人来敲我的房门。

“醒醒!你们能给亲友打一个电话!”我突然犹豫了——没有手机,我记不得保罗的号码;我也不想把这个机会浪费在我母亲身上,因为她一定把她的手机塞在包底下听不到来电;我父亲也从来不接电话。

我们四个人聚在男记者的房间里,推举一个我们都会想要电话联系的人。我最终决定打电话到《纽约时报》的国际版编辑部,向他们报平安。我们几个都牢记着这个号码。

我们被蒙上眼睛,被带进没有电视机的客厅,官员们让我坐在椅子上,我猜坐在我旁边的是监听电话的人。我把海外版办公室的号码告诉他。

有人接起电话,我说:“你好,我是林希·阿德里奥,我在利比亚,可以帮我找苏珊·奇拉吗?”

苏珊立即接过电话:“林希!”

我对她说我们都没事,现在利比亚政府手上。她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促使我们尽早被释放。

2011年,利比亚的反政府武装2011年,利比亚的反政府武装

第二天夜晚很快到来了,没有人来看我们,我们多数时间围坐在饭桌旁交谈,讲各自的战争故事,回顾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经历了些什么,这么一来到有纸笔可以写作时就不会遗忘了。泰勒说他曾在车臣被监禁,在南苏丹被枪顶着脑袋;史蒂夫说他两年前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绑架的地狱般的经历,那次绑架导致《纽约时报》的记者苏尔丹·穆纳迪和一个英国人的死;安东尼在约旦河西岸中过枪,这是他第二次这么接近死亡。

史蒂夫又说了一次他在苏尔特时说过的话:“我不能再干这行了,我不干了。”

安东尼、泰勒和我都没有说话。我觉得创伤和冒险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可怖,反而变得更加正常,它成了工作本身。作为记者,我们也成了攻击目标,接受绑架这个事实是应对恐惧的天然防御机制。或许我们三个人都不想承认在利比亚被绑架,坐在这间美其名曰牢房的地方,却仍想着继续报道战争,这是件多么讽刺的事。

第三天,一个看守来把我们带走,坐进车里时我们都被蒙上眼睛。车开了15 分钟,我们以为是去的黎波里市中心。周围的人们朝我们高声喊叫,看守让我们把头埋在大腿上,说这是为了我们好。

我们到达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的外交部办公室,我们在《纽约时报》的同事戴维·科克帕特里克在那里等我们。

 

会议开始了,每个人都在讨论后续的具体问题,比如如何带我们出境,如何为我们重新申请护照。戴维解释说土耳其政府可以代替美国政府帮助我们,然后他们接通了美国国务院里某个人的电话,让我们提供和护照有关的信息。

我们没有被立即释放,而是被转移到的黎波里市中心。一楼的一间房间里放着电视摄像机,利比亚和土耳其外交官坐在里面。我真的开始相信我们会被释放。

他们让我们坐下。我穿着被绑架那天穿的衣服——绿色的宽松上衣和李维斯牛仔裤。正当我们等着外交会议开始时,一个负责谈判的土耳其外交官把他的手机给我,让我对着电话那头说话。不知他怎么拨通了保罗的电话,这是我被绑架后第一次听到保罗的声音,我完全崩溃了。

我对着电话低声说:“宝贝,我非常抱歉。”

“我爱你,宝贝。”保罗的声音充满了爱和坚定,很让我安心。“你很快就会被释放的……”我们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

我回到房间时,交接仪式刚刚开始。一个利比亚外交官给了我们3000 美元以赔偿我们被拘禁时被偷走的财物。我说我的现金没有被偷,拒绝了他的钱,这太蠢了——我那些价值3.5 万美元的摄影器材都不见了。然后土耳其和利比亚外交官签了文件,土耳其政府现在成了我们的监护人,但我肯定利比亚人会改变主意的。

他们带我们走进3 月清冷的空气之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没有蒙着眼睛的情况下走到室外,我有六天没有看见过天空了。走向让我们离自由更进一步的外交部的汽车,我仰头看了看矢车菊花瓣一般的蓝色天空,空中飘着几朵云。我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开往土耳其大使馆,这是我第二次接受土耳其人的帮助,我将永远感谢他们。

利比亚和土耳其外交官安排了一个车队带我们前往突尼斯边境,《纽约时报》雇了一组私人保镖在那里等我们。两位前英国特种部队士兵负责保护我们,他们肩很宽,长着浅棕色的头发。

他们计划把我们从尘土飞扬的利比亚边境护送至突尼斯的杰尔巴岛海滨度假区内的丽笙酒店,我们将在突尼斯坐飞机回美国。由于刚被释放,我们无法处理任何后勤事务,包括订机票和去机场。

奢侈的丽笙酒店,《纽约时报》聘请的保镖请了一位医生来检查我们的伤势。很奇怪,我甚至觉得有些羞耻:七天里,我的脸被打,手腕和脚踝被绑,可都没有在我身上留下可见的痕迹,只是手腕上有几个塑料扎带留下的小红点——似乎没有身体上的证据,我就无法证明我经受了什么苦难。

到了突尼斯,我领取行李后走到机场外,保罗和泰勒的女朋友在等我们。我扑进保罗的怀中。整整七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再次拥抱他。我看了看我的同事安东尼、泰勒和史蒂夫——过去七天内,他们是我的狱友,这场噩梦将我们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一起面对未知的命运,我们给对方力量和信心。我对他们的感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当我拥抱着保罗时,史蒂夫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大家都在吗?”

“在!”

“在!”

“在!”

① 扎菲在内战时发表了一场演讲,发誓要“搜查每一栋房子,每一间房间,每一条巷子,每一寸土地”,把反政府武装分子统统缉拿。Zenga Zenga 就是其臭名昭著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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